卢梭说，“人生而自由，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”他似乎向我们揭示着规则的某种必然性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我感到困惑。如果说规则属实难以避免，那么，如何在其中求得圆通、寻找自由呢？由此，我想专就“规则”，谈谈我的看法。

（一）显隐之分

首先，规则有显性与隐性之分。前者生活中随处可见——比如上班的打卡、图书馆的签到、澳门威尼斯人的上课时间……这些规则是具体可感的，外化为一些固定的流程，乃是社会运转不可缺少的秩序和准则。而这些显性秩序的制定者，往往是权威的代言人（在这里，权威并不是一个贬义词，是一个中性词），他们建立规则，似乎是在为纷杂的社会生活寻求一种确定性。

然而，还有另一种较为隐性的规则。如果说，显性规则关联的是动作、行为，那么它所指向的则是思想、精神。它的来源并不那么明确——可能由显性规则附带而来，是外界对内心的教化抑或入侵；也可以就直接产生于自己，是灵魂对自我的引导抑或奴役。

显然，一定的规则是必要的，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；然而，我对“规则”持保留意见——我不认为有那么些普适的“规则”，“规则”的必要性、有效性、合理性，取决于其强弱。

（二）强弱之别

为什么有的规则带来的是井井有条的生活、和乐融融的相处，而有的规则却导向荒芜的沙漠、灰色的迷宫和日益干枯的你我？这不仅关乎“规则”本身，也在于它所处的语境。同样的规则，在不同的语境下，效果自大相径庭。规则在一强一弱之间不断摇摆，就像那摆钟上的指针。此时，平衡点，显得尤为可贵，极其难得。

然而理论上抽象地分析容易，落实到具体细节，却是很难的。有没有那么一种规则，适用于所有人呢？我想，大约可能是没有吧。每个人是如此不同，于是乎，以自律出名的康德，在后现代的消解下，也成了一个倍受压抑的恶魔“萨德”。我们不去考虑那些难以把握的社会制度，转向关照我们自身——去辨别自律和自抑，也没有那么简单。

（三）有无之辩

最后一点，标题“有无之辩”有了几分庄子哲学的味道。然而我并不了解庄子。我想从这么两句话说起。

这是两句关于命运和选择的话，来自于不同的语境、不同的人。前者认可古希腊的命运观，他认为，我们在很多时候是没有选择的，我们没法违逆命运的大手，我们没法改写命运的定数，所以我们需要去顺应命运，积极地顺应。而后者似乎是萨特存在主义的追随者，因此，他相信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不管我们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都能有所选择。之前的我震惊于这种差异，退而思之，发现二者其实没有什么不同，只不过对“选择”的定义不同罢了，谁能说“顺应命运”不能当作一种选择呢。而且这两句话都体现了一种积极的观点、一种类似信仰的态度。信仰不需要逻辑，只想带给人们力量。于是，有没有选择不重要，因为看似不同的信念带来的，可能是相类似的行为。

然而，我今天想起这两句话，却觉出了其中的几分不同。提到生老病死、自然灾祸等等，我想到的是前者，我们在它们面前，是多么渺小和无力啊。这时承认命运的强大，在它面前保持谦逊，恐怕要更符合实际，更能获得宽慰。而说起社会压迫、人力控制等等，我想到的可能是后者，于是这时我们需要奋起反抗，有所作为，努力冲破这铁屋子。如果说前者大抵是一种退让，那么后者则当属一种突进。（当然，两者的界限并不是黑白分明的，有时候，退又何尝不是进呢？）我想，这两句话我们都需要，这两种姿态我们都需要。

那么，规则，与这一两句话有没有关联呢？看起来好像没有。细品一下，又好像有。因为“有无之辩”说的不是有没有规则，而是——在规则面前，我们有没有选择？又怎么选择？

这取决于规则，也取决于你我。我想，如果规则过于强大、很难一下子就改变，那么不妨顺应它，养精蓄锐、保留实力，以退为进，于不自由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。然而我总敬佩那些挑战规则的人们——于铁屋子里呐喊、“肩住黑暗的闸门”的英雄，渴望着“君子不器”的潇洒，幻想着制度的自发改变。

编辑：侯轶南